“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的唯一的文字。”（《现代汉语》）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之一。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失传，汉字还在使用。而且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不同于表音文字，汉字是音、形、意的结合体，本身具有极丰富的内涵和特质，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文字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汉字文学史纲要》）同时，它所承载的艺术形式——书法，又被人称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秉明），成为人们绕不开的“心”，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宜以汉字为切入口，逐渐地登堂入室，深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宝库之中。
首先，汉字最直接的用处就是辅助阅读，识字是我们接受书面知识的前提条件。因为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其自身在读、写、认方面的特殊性，导致了它与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之间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今天能见的所有古代文化典籍，无不与汉字书法有密切关系，它承载了太多中国古代文化的信息，只要翻开浩浩洋洋的古代文字遗迹，无论是占卜记事的甲骨、金文，还是经世致用的典籍、文章，都离不开书法这一以文字为载体的造型艺术。不识汉字，自然无法直接汲取记录中国文化的经籍典藏中的精华和营养。
其次，方块汉字本身也承载了太多中国文化的信息。这个问题，刘志基先生曾作过系统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为我们拓展了思路。考查一下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原来都可以借汉字这一特殊文字追根溯源。
第一，实验表明，汉字书写对大脑活力的刺激偏重于右半球，而大脑右半球的功能与左半球的差异在于：它不是系列性、分析性的，而是同时性和综合性的。而与同时性、综合性相联系的，则是人们形象思维和整体思维的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需要诉诸形象和整体思维的门类之所以特别发达，以及一般的文化门类又往往具有形象和整体思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汉字对其使用者们的心理思维影响存在内在联系。有人说西方的哲学是一层一层逐渐地剥离，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则如滚雪球，越积越大，重视整体性；再比如西方的医学侧重局部的诊断，哪痛医哪，而传统的中医则利用望、闻、问、切宏观地来调理人体的气脉汉字与文化关系，使之顺畅、通达；又如京剧、武术等都不是单一的技术，京剧将音乐、舞蹈、美术、文学、历史等协调配合，形成绚烂多姿的舞台艺术；武术更是将人的修养、气度、精神、品格等融会贯通，达到身心的完美统一。这种形象和整体思维的特点与汉字这一特殊的音、形、义结合的文字在产生、发展和使用过程中体现的人的思维特点存在明显的关联。
第二，从文字的基本记录语言单位来看汉字与文化关系，世界上的文字主要有三类：1、记录音素的是音素文字，如英文、法文、俄文等；2、记录音节的是音节文字，如日文的假名；3、记录语素的是语素文字，如汉字。前两者都是表音文字，也叫拼音文字。表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字母，语素文字的基本单位则是字。近年来，又有专家、学者提出了“字素”的概念，指出古今汉字的字素数量虽然略有消长，但其总数总在三四百个之间, 如近现代汉字的字素数量为323个（李玲璞《甲骨文文字学》第七章，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以一般的拼音文字而论，其字母与汉字字素的地位大体相当，而其字母的数量通常只有几十个，如拉丁字母（为英法德等语采用）26个，阿拉伯文字母28个，希腊文字母24个。绝对数量来看，汉字通常为一般的拼音文字10倍以上或更多，其导致的不同文字构形数量的差异则可至上百倍，上千倍。大概说，汉字一共有近6万个，只常用字便有4500多个。
与此同时，不只是数量的差异，字素拼合方式也是相差悬殊。拼音文字的字母拼合成为单词，只有横向的左右拼合这样一种单一形式。而汉字则有多种。据专家对甲骨文复素字（即合体字）统计，有7-14类拼合方式，数量可想而知。对于现代汉语中的字而言，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的多种组合方式：
左-右（现）、左-中-右(谢)、上-下（昌）、上-中-下（冀）、左上左下-右（数）、左-右上右下（语）、上-下左下右（森）、上左上右-下（颦）、上左上中上右-下（辔）、上-中-下左下中下右（赢）、内-外（这）、外-内（同）等等，其组合中还可以区分出更为细致的不同。
郭可教在《“双重编码”和“复脑文字”》中指出：人们在认知一般的拼音文字时，大脑中的作用部位偏向左脑，因此世界文字中占绝大多数的拼音文字都属于所谓的“单脑文字”；而人脑对汉字进行信息处理时，却是左右脑并用，上下左右、四面八方进行观照，因而汉字成为一种十分特殊的“复脑文字”，它锻炼了人的思维。所以中国有悠久灿烂的文化，有四大发明，有今天快速的发展，这都是中国人智慧和聪明才智的体现。
第三，方块构形，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取向。方块形态，不仅是现代汉字的特征，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殷墟甲骨文，其中虽有合文以及字形大小不均的现象，但大体上字形均略呈长方形。西周金文方块特征更显，如《宗妇鼎》、《宗妇盘》铭文，都是先画好方格再铸的。小篆以后，方块形体已成汉字定格，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今天也还能看到大量碑版的格局都是方形，特别是北魏的墓碑，经常有方格将一个一个的汉字隔开，大方中套小方。如《龙门二十品》中的《始平公》本身就是方笔的代表，同时粗壮庄严的方块界格也夺人眼目……这种方块特征，正是先民方形嗜尚的表征。在中国文化观念的体系中，“方”是一个极重要也极具理想色彩的范畴。先民空间概念的特质，即可用一个“方”字来概括：“方”就是“天下大地”，《淮南子本经训》所谓“戴圆履方”，即“天圆地方”；“方”亦可谓“邦国”，如诸侯可称“方伯”，中国可称“方夏”；“方”又可为“乡”之异名，乡土犹称“方土”。这正与中国人自古生活在广阔的大陆上有关。与此相应，人们营构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房屋、院落、城市无不取方形结构，其中固然有方便、易于建构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对其形式的偏爱。最典型的就是古代帝王建筑，以及北京的四合院。甚至连时间上的四时，春夏秋冬，听觉、色觉、味觉上的五音、五色、五味也分别与“四方”（东西南北）或“五方”（东西南北中）相配，均呈方形结构。
作为事物存在形式的常规，“方”又自然而然地在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的层面上取得了“标准”的地位，于是，方可以表示“道理”、“准则”、“楷模”、“礼法规矩”、“正直善良”等等。汉字形成方块体态的特征，是受汉民族古代文化宏观背景制约的，在这种特征中，自然也蕴涵了先民的方形嗜尚。
第四，平衡对称，是汉字构形的又一基本特征。独体字、合体字，古文字、隶变以后的隶化、楷化文字，汉字的平衡对称特性都是无处不在、始终如一的。为了保持这种特性，先民在造字中甚至不惜牺牲字形表词的明确性与完整性。由一个表音字素和一个表义字素构成的形声字，从表词明确的要求来看，当然应在字形自然结构的布局上，使义素和音素相对独立、对等。但事实上，如果这种安排会有损于字形自然结构的对称平衡，则人们在造字中宁可服从字形自然布局的审美要求，而将表词明确的要求置于不顾。
如“勝”字，从“力”、“朕”声，而义素“力”与音素“朕”的一部分混同一体。“裹”字，从“衣”、“果”声；“杂（雜）”字，从“衣”、“集”声，这些字均分割穿插。又比如，“弑”字本该从“殺”、“式”声，“釜”字本该从“父”、“金”声，“屈”字从“尾”、“出”声，这些字都将形符省略了一部分。“徽”字从“丝”、“微”声；“豪”字从“豕”、“高”声，都将其声符省略一部分。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动，都是为了形成统一的方形，达到对称平衡的效果。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早在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绘画，其构图已充分显示对称平衡的风格；殷墟的甲骨刻辞，其基本格局也是以腹甲中心线为界，左右对称的。在汉字发生以前及产生之初，汉民族即已形成了平衡对称的审美意识，因而在汉字创制过程中，便很自然地受到这种意识的深刻影响。
这种观念也是无处不在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比如中国的园林建筑、佛塔、寺庙，中国的格律诗、对联，直至民俗中崇尚的双“喜”字，吉祥双数等，无不打上这种观念的烙印。
最后，借刘志基阐释过的字例来解读一下汉字直接传达出的意义以及由其引申出来的历史文化内容。比如这个“好”字，可以接收到这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即先民对生育崇拜的意识。好，从“女”从“子”。对这两个表意字素之间的关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如《说文》段注限定关系：“好，本谓女子”，“女之少者为好”；又如女、子为并列关系，表示“男女相好”。最可信的，刘志基认为是主谓关系，“女有子”、“女产子”。从中可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子生产并抚育孩子才是“好”事；又比如“男”字，以手持耒耕于田；“农”与“努”也有语源联系，“努”的音是从“农”得来的。这都说明在以农业为主要的生存手段的中国社会中，认真务农的地位和受重视的程度都是不可低估的。类似的例子也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
综上，我们说，汉字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不是偶然出现并传承下来的。意欲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汉字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也是有效的手段，有目的地熟悉、掌握和研究汉字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