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入灭前，弟子阿难问：「如来在世以佛为师，世尊灭后以何为师？」
佛陀答：「以戒为师！」
戒、定、慧三学以戒为先；六度虽持戒第二，但广义说除了禅定和智慧，布施、忍辱和精进亦属戒学；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八正道中这四项同样位于戒学范畴。由此可见持戒对佛教的传承和信众的修行是何等的重要。
佛教是一个外来宗教，它传入中国的方式，不外是东来传法或西行求法两种。后汉时期佛教初传之时，都是凭借梵僧把经典从西域带到中土，一边讲授一边翻译为汉语，让佛教思想得广为流传。虽则中原人士能透过佛经译本初闻如来，但对部分求知欲强的僧人，依然难掩一窥原典的渴望。佛教经百年东来传法后，至三国时期第一位中国僧人朱士行便踏上西行求法之旅，开创了求法先河。唐玄奘法师历十七年西行取经，为中国开展了法相唯识，而在他之前的东晋法显法师则为中国佛教奠定律学规范。
佛教圣典分为经、律、论三藏，其中律藏的梵语是「毗奈耶」、原义「灭」，意指持戒可灭身、口、意三恶业，因「毗奈耶」的意义与汉字「律」相通。古时天竺大小二乘的僧团皆遵守传承自部派佛教的五部律；这分别是：
按《出三藏记集》记述佛教汉字，东汉译经有五十四部七十四卷，三国译经有四十二部六十八卷，及至西晋，译经已增至一百六十七部三百六十六卷，合计二百六十三部五百零八卷佛典被翻译出来。但在曹魏嘉平年间，中天竺僧昙柯迦罗来至洛阳，看到「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
可见佛教虽发展迅速，但到曹魏时期戒律仍只具雏形，未及维系规模庞大的僧团。本来东来的僧人以传法为任，把佛说的经藏和菩萨们释义论辩的论藏，作为翻译的优先选择亦是无可厚非。可昙柯迦罗不忍当时洛阳佛法方兴，戒律未行，道仪权充。因此译出《僧祇戒心》戒本，为僧团立下清晰的戒条诵读遵行。
然《僧只戒心》戒本译出后，中国戒律的步伐仍踟蹰不前，直到东晋法显法师出发取经前佛教汉字，上述的五部广律均未能译成。故不难理解前秦道安会常憾曰：「三藏不具，以为阙然。」而东晋慧远也慨叹：「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 」《法显传》亦说：「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无疑从后汉明帝开始到法显法师西行前，在中国长达三百多年的佛教发展中，律藏的缺失是法显法师不辞劳苦誓要取经的主要动因之一。
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自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出发，至归来的十四年余间，中国土地上佛典的翻译工作从未间断，五部广律中的两部陆续被翻译出来，《十诵律》在公元404-406年间由鸠摩罗什和弗若多罗合译出共五十八卷；《四分律》在公元410-413年间由佛陀耶舍和竺佛念合译出共六十卷，其中《四分律》至唐代道宣法师更以此为宗立律宗。法显法师此次西行也未负众望，在公元412把大众部的《摩诃僧只律》、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和化地部的《五分律》一并带回中国，其中《摩诃僧只律》于六年后的公元418年，由他连同佛陀跋陀罗一起译出共四十卷；至于《五分律》，在隔五年后的公元423年亦被佛陀什和智胜一同译出共三十卷。至今除了《解脱律》外，其他四部皆已被译传。这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可说是中国律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三位以血和汗在中国西行取经史上留下名字的法师：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法师最为特别的，就是他不同于另外两位法师皆是盛年出发。法显法师卒年八十六岁，时公元422年，屈指而算，他在公元399年启程时，是以花甲之躯披荆斩棘、翻山涉水；不畏路途艰辛，无惧险阻重重。更难得的是历十四年经二十九国，崎岖西行惊涛归，返还故里仍未念年届古稀，夙夜不懈，展开浩瀚的译经工作，为中国佛教发展耗尽最后一分心力，此实在让现今年轻人汗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