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诸城刘氏家族在清代十分显赫,先后出了11位进士,7位二品以上高官,乾隆帝为其赐字“海岱高门第”。尤其是刘统勋、刘墉父子在乾隆年间同朝为大学士,刘墉之侄刘之在嘉庆年间任尚书,3人死后分获谥号“文正”“文清”和“文恭”,被称之为“一门三公,父子同宰”。
刘统勋:练达端方,秉公持正
刘统勋,字延清,先后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和刑部尚书、陕甘总督、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他任大学士长达12年之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的汉官。乾隆帝对其非常倚重,说他“练达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审决大狱,督办大工程,悉命统勋前往莅事,无不治者”。
刘统勋为官正直敢言,不结党营私。在左都御史任上,上书直陈当时权势极大的大学士张廷玉和吏部尚书讷亲拉帮结派,结成朋党,朝野人士为之赞许,也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刘统勋作为朝廷重臣,常在朝中参与机务,与内廷宦官多有见面机会,但他“从不与内侍交一言”,加以避嫌。当时官场多以门生故吏形成朋党,他担任会试主考所录之人都自称是其门生,纷纷要拜他为师,但刘统勋从不与之交结,纳为己党。在向朝廷举荐人才时,他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嫌。如乾隆帝让刘统勋举荐《四库全书》总纂官,他当即推荐纪晓岚,而当时纪因触怒皇帝正发配西北,朝中无人敢为其说话。刘统勋了解纪晓岚博学文史,堪当重任,不因他是自己门生而刻意避嫌。
刘统勋为官多年,但从不为己谋求私利,《诸城县志》记载他“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处,服官五十余年,未增尺寸”。由于清正廉洁,刘统勋倍受倚重,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乾隆帝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多次受乾隆帝委派到各地巡视,对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以上贡为名收购黄金中饱私囊案,西安将军都赉侵饷案,归化城将军保德侵吞公款案,江苏布政使苏崇阿侵吞公款案,江西巡抚阿思哈受贿案等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这些大案涉案人多为满洲高官显贵,刘统勋不惧危险,及时果断处理,打击和震慑了贪官污吏,对当时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影响。
刘统勋为官处事认真负责,重视民生。当时黄河水患不断,且因黄河与运河交汇,黄河泛滥河床淤高,严重影响运河的畅通。在乾隆朝前期,刘统勋是治黄和保运工程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之一,从乾隆十一年到十八年,差不多每次黄河、运河出险,他都前去指挥治理。在治理水患过程中,他熟练掌握了防患和河运知识,“凡十视河堤,两修海塘,前后章疏数十,皆合机宜,剔除积弊,利赖民生”。他为安定黄河、运河两岸人民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河南百姓曾在黄河岸边为他立生祠,以示纪念。
刘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刘墉,字崇如,刘统勋长子,也是著名的清官。以他为原型改编的影视作品,让“刘罗锅”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
刘墉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在乾隆朝先后任知府、巡抚、左都御史、尚书、总督、协办大学士等职。在嘉庆朝,他又因向乾隆帝要回传国玉玺及协助清除和而受到嘉庆帝倚重,成为大学士兼太子少保,有“定册元老”之称,权力和地位居汉臣之首。
刘墉数十年宦海生涯并不平坦,经历了几次起伏升降。他受其父教导,一生清正廉洁,勤于政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比如,在安徽和江苏学政任上改革教学与考试陋习,改变不良学风;在太原清理陈年旧案,充实地方仓储,受到百姓赞扬;在江宁因为公正清廉,断案明察秋毫,老百姓称之为“包龙图”,风行一时的话本《刘公案》就是根据他任江宁知府时的事迹编写的;在湖南巡抚任内,他又盘查仓库,修缮城池,开采铜矿,救济灾民,革除陋习。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受命与和等共同查处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国泰与和交情很深,刘墉到时,他早已做好应对准备。刘墉等人查验历城库房,发现库银并不短缺,但细心的刘墉从银两颜色型号不一中发现了疑点,深入调查后,得知是国泰借商号银两凑数对付。刘墉随即贴出告示,要求各商号不得借给官府银两,如果借出即行收回,否则全部充公。由此一来,官府库银顿时清空,国泰只好认罪。在乾隆帝支持下,刘墉一查到底,国泰等首犯俱被处死,向他们行贿的官员被撤职查办,成为当时震动官场的一件大案。
乾隆晚年权臣当道,刘墉在担任南书房行走后,就很少发表尖锐意见,以明哲保身。这与他吸取了以往政治斗争的教训有关,但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作风并未改变。在嘉庆元年(1796年)禅位大典上,乾隆帝未带传国玉玺,传玺给新君嘉庆帝的仪式难以进行,在场的大臣们害怕得罪乾隆帝,不敢向其明言,只有刘墉挺身而出,向乾隆帝追回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