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虽然当了一辈子的官（当然有大有小），但他做官时总爱为民众办理实事，他更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还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为“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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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白居易的精彩人生。
一。服务多代皇帝，坚持为民办事
白居易一生中总共服务过9位唐朝皇帝，分别是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他也因自身才华与刚正不阿的性格在官海常有沉浮，但在为官期间，他始终能想到人民的疾苦，坚持为民众办理实事，有如下事例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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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杭州刺史任内，白居易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的问题。他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组织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用来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他利用自己的特长，写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这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还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以方便民众行走。
再如，晚年的白居易生活在洛阳，他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二。诗作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
白居易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白居易的诗词，多写其得意时的心情。
而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显易懂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的创作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诗经》以来好的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白居易的诗词，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白居易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年）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具有校正作用。但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了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总之，有唐朝“诗魔”与“诗王”之称的白居易，虽然当了一辈子的官，但他做官时总爱为民众办理实事，当然他更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始终坚持为民办实事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他现实主义的诗作更加值得人们传颂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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