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之死，纯粹是由于他自己“作死”：
司马昭身前的大红人——身居司隶校尉要职的钟会慕名前来拜访，嵇康故意羞辱性地应对，无谓地给自己树了个大敌；
司马氏的另一位红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向司马昭大力推荐嵇康，建议由其接替自己吏部郎的肥差；然而嵇康不仅不领情，反而回信声称自己不堪忍受这些俗人，甚至还公然羞辱所有读书人心中的偶像商汤和周武王。
这种大逆不道言论让司马昭非常生气，钟会则趁机添油加醋，冠上了“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司马昭于是下令处死了嵇康，《广陵散》从此成为千古绝音。
也许为了佐证嵇康“死得其所”，史书还引用了当时著名隐士孙登对他命运的预测：“你才多识寡，在当今之世难免被杀！”
嵇康真的是才气多见识少吗？只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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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嵇康无疑是个魅力十足的成功男士：
他外形俊朗、气质独特。“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这些都是当时文人对他模样的评价。史书称他身高七尺八寸、欣长挺拔；五官俊秀出众却又不加修饰，不同于那些注重保养的权贵男子，自有一份天然而野性的气质，即所谓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但嵇康并不是个金玉其外的花瓶，在那个文人骚客层出不穷的时代，他也称得上是位佼佼者。他精通《老子》、《庄子》昭诗词，“文辞壮丽”、诗文双绝，著作涵盖各个领域，且都有极深的造诣。认知领域的作品，有《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张辽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明胆论》等；讨论精神、修养的，有《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此外还有《释私论》、《管蔡论》、《声无哀乐论》等涉及到政治、艺术、伦理等题材的著作，而且无不具有独到的见解、深刻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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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领域，嵇康更是堪称全才。我们都知道他的《广陵散》弹得一流，但其实他的音乐才华远不止此，不仅有《琴赋》、《声无哀乐论》等音乐理论著作，相传他还作了多首琴曲。此外，他的书法、绘画也都具有极高的造诣，艺术素养之全面令人叹为观止。
更为难得的是，嵇康并不是那种沉迷于自我文学世界、对世事无动于衷（甚至冷血）的清高文人，他“尚奇任侠”，即喜欢行侠仗义、救人于危难，与同时期的大部分名士截然不同。
而对于嵇康的最大魅力，人们常总结为他的特立独行、不愿意参与政治的清高作风。就像前文所提，他不仅拒绝了山涛提供的肥差，甚至还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愤慨；当时很多人主动巴结的钟会，却在他这里受到了冷遇。
这些作为，跟当时的主流文人格格不入，毕竟“竹林七贤”中的大部分人当时都在当官。嵇康的这些表现，是他天性不愿意入仕？还是个性乖张？其实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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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据记载，嵇康曾经在曹魏政权当过郎中、中散大夫等职务；
其次，绝大部分时期，嵇康都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物。王戎称：“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也就是说，认识嵇康20年，从未见他表露过喜怒的神情；
“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王浚冲跟嵇康见过不下几百次面，但从未见过他有红脸、厉声的表现，一直斯斯文文、柔和雅致；
嵇康曾在《家诫》中写道：“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当谦辞言致谢”。他教育子女要尊敬各级官员，对人要言语客气有礼，态度要谦卑、礼让。
这完全是个城府极深、修养极高的士大夫形象啊，为啥他会干出写信辱骂山涛、故意鄙视钟会、贬低商汤周武王的行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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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故意的，而且是出于政治立场问题。
首先，嵇康是曹魏的亲戚。他的妻子是长乐亭主，也就是曹魏沛穆王曹纬的女儿。曹纬可能大家很陌生，他是曹林的儿子，而曹林则是曹操的第十个儿子。也就是说，长乐亭主是曹操的曾孙女，嵇康是曹操的曾孙女婿。
搞清楚这层关系，嵇康的所作所为就不难理解了。
钟会曾向司马昭告状：“康尝欲助丘俭”，即嵇康曾经计划帮助发动淮南叛乱的毌丘俭。这一点确实没有冤枉，当初毌丘俭在淮南起兵讨伐司马师时，嵇康甚至一度准备起兵响应。
而山涛虽然身居竹林七贤之列，但他跟司马氏的交情可非同一般：
他的祖姑母，正是司马懿的丈母娘，因此自他进入仕途后，就成了司马家族的铁杆亲信。钟会在四川叛乱时，司马昭曾准备亲自前去摆平，而镇守邺城、监视曹氏宗族的重任，他则交给了山涛，由此可见两人的亲密关系。
而钟会，则也是司马家族的死忠。在司马师时期，钟会就得到了重用，司马师曾经赞他是：“真王佐才也。”后来司马师东征毌丘俭，钟会作为随身参谋全程贴身跟随；而在司马师病死于许昌后，钟会使出全身解数帮助司马昭对付曹髦。
起初，在得知司马师猝死后，曹髦一度大喜过望，他下诏让司马昭留守许昌、尚书傅嘏率军回京，想以此剥夺司马家族的兵权。而钟会则积极出谋划策，他一边让傅嘏回复朝廷，一面簇拥着着司马昭回京，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曹髦的计谋。
在帮助司马昭夺权后，钟会被封东武亭侯，成了司马家族篡夺曹魏政权的得力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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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嵇康之所以与山涛交恶、得罪钟会，并且以贬低商汤、周武王的方式讽刺道貌岸然的司马昭，既不是由于孤傲、怪诞，更不是特立独行、沽名钓誉，而是出于身份、政治立场的考虑，最终因为这份执着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嵇康的遭遇昭诗词，看起来仿佛有“不识时务”之嫌。但在那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荒诞年代，人们要么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顾私利而无视大义，嵇康却敢毫不隐瞒自己对曹魏政权的支持，虽然有顾及姻亲关系的因素，但这份不同流合污、不畏强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风骨，仍然难能可贵。
毕竟，如果人人都“理智”、识时务，人类社会将会多么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