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9年，也就是道光十九年的正月初一，时年29岁的曾国藩拿出了一个小本本，开始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日记，无论是日常琐碎曾国藩诗词，或是军政大事，又或是自己的一些感想，他都如实记录，这一习惯后来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到了同治七年，曾国藩5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温杜诗七古，朗诵十余首。诵《哀王孙》，如欲堕泪。”
同治七年是什么时候呢？此时距离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大清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已过去8年。对清廷而言，为患江南的太平天国也已于4年前覆灭。作为歼灭太平天国最大功臣的曾国藩，被加封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而后又升任直隶总督，成为了清朝封疆大吏之首，可谓是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那么杜甫的《哀王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首诗，让这位已知天命，多年来修炼得接近内圣外王的曾国藩，读了都想要落泪呢？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杜甫作此诗，正是大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唐玄宗宠信奸佞，导致朝纲废弛，安禄山率军侵入长安，以致玄宗不得不带着后宫和大臣“走（蜀）避胡”，还在途中杀掉了爱妃，也丢掉了皇位。
但杜甫并未直接感慨时事，而是从小处入手，描写了自己旅途之中，遇到的一位“腰下宝玦”，在路边哭泣皇室子弟。杜甫向这位王孙问讯，但他逃难奔波多日，已身心俱疲，由于担心惹来杀身之祸，连姓名都不敢相告。最后，杜甫只能规劝他保重身体，等待皇气再兴，收复河山之日。并写下了这首充满悲悯之情的《哀王孙》。
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当代圣贤，性格方面尤其隐忍，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在曾国藩2岁的大儿子曾纪第早夭时，他只在日记中记下“痛哉”二字。而读罢杜甫此时却“如欲堕泪”，想必曾国藩是对此有很深的感触。
千年前的安史之乱，与道咸之交时，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何其相似。当时咸丰也和唐玄宗一样带着家眷逃离京城曾国藩诗词，清朝外有强敌，内有叛乱，身在局中的曾国藩自知其中艰难。也正是因此，曾国藩对杜甫之诗产生了共情，以致几乎落泪。
此外，当年杜甫写此诗时，还寄希望于“圣德北服南单于”，希望大唐还有中兴之日。但后来我们都知道，唐朝虽然还苟延残喘了100多年，但早已不复往日盛况。鉴古思今，曾国藩虽然从太平天国手上挽救了大清江山，但往后之大清，又何能恢复康乾之盛世？
当今国家正处内忧外患，自己虽位极人臣，却遭太后猜忌，也已然垂垂老矣，难以再为国家力挽狂澜。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曾国藩对大清未来前途命运的悲观展望，也为这晚之诵读杜子美诗，增添了那丝许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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