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诗僧，善诗之僧人也。
诗僧文化起于中唐，早期也有佛偈的流传，但佛偈的本心是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传播佛法，所以佛家偈子虽然禅思暗存，在语言和修辞上，却都是浅显、直白，以顺口溜，大家都能明白为主要特色的。即使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类听起来高妙无比的小诗，要真正从文学角度来看，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才会有特有的“佛偈”这个类别的划分。
佛教早期就是以吸引普通信众为目的，即使是不识字，也要能通过佛偈口宣才是正道。和佛偈比起来，诗这种文艺创作，来自生活，但很早就已经高于了生活。早在西汉初期，诗歌开始具名化，文人创作作品数量逐渐超越民间创作（乐府收集）。到魏晋南北朝，诗歌流派开始划分出来，老百姓的口嗨逐渐就和精通音律、意境的高端作品区分开来。因此诗的创作，对文化素养有了一定的要求。
而真正大量出现有文化的僧人，是在南北朝后期以及唐初武则天时期，佛教上位，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向佛，佛教内部人员也开始提高素质，由内向高深佛法推进，由外则开始传播宣法，如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通过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提高，终于将中国打造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并成功超越发源地天竺，向吐蕃输出了藏传佛教，向日本输出中原佛教，自身也发展出几大流派，抢占了中原第一外来教的身份。
而写诗，不过是文化素质提高的僧人副产品罢了。就好像我们平时认识的大诗人，其实也不过是官员的副产品而已。文人因为诗而同流，又因为各自的身份而进入不同的圈子。
王梵志
唐初的诗僧王梵志，比较有名，但是他的作品虽然脱离了偈颂体式，却被顺口溜风格限制在打油诗范畴，是佛偈向僧人诗的过渡时期作品。
《世无百年人》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城外土馒头》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这两首打油诗直白浅近，又有些佛学哲理思考在里面。将坟墓比作“馒头”，将活人比作馒头里面的馅，也算是幽默得很。
僧人诗真正形成一个大的流派，还必须说是中唐时期。
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素质的提高，佛教待遇的提高，中唐僧人的诗作在格调上有了大的变化——脱离了原本僧里僧气的佛教偈子特色，终于开始有了诗的样子，也因此在文化史、诗歌史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得到重视。
从中唐开始，那些与社会交往、表达自己生活观点、情绪的僧人诗歌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诗。僧诗也从满口看似高妙实则浅显的大道理宣讲，成为有情调、有意境、有格局的文艺作品，能与官场、世俗诗人作品一争风仪。
比如三藏法师，不论是西行路上，还是印度游学，或者归来长安，都有大量的反映生活、表达思乡、怀念祖国的诗歌创作，当然肯定也有不少歌颂佛法、宣讲佛理的，但毕竟不再是他作品的全部。而那些在外游历时思乡思国、反映生活感情的作品，正是中唐僧诗的普遍代表。
另外比较有名的唐朝诗僧，就是皎然、清塞、齐己，不过要是算上还俗的，贾岛必然是头一名。
清塞
清塞也是个曾经还俗的僧人，他的诗写得好，被姚合看到了，认为他是个人才，就让他还俗当官，复姓改名为周贺。周贺毕竟只是诗写得好，又做惯了和尚，仕途上也没什么起色，清塞就留了首诗给姚合，悄没声地走了，又去山里隐居当和尚了。
留辞杭州姚合郎中波涛千里隔，抱疾亦相寻。会宿逢高士，辞归值积霖。丛桑山店迥，孤烛海船深。尚有重来约，知无省阁心。
这是一首平起入韵，押平水韵“十二侵”部的五律，平仄正确，格律严谨。
诗的内容则是回忆两人相遇、相知，奈何人生道路不同最终离开，用词文雅，正常，与一般诗人无异，不复佛偈气质，也比王梵志的打油诗格局高了了不少。
这与个人佛法修为无关，纯粹是文学水平大面积提升的缘故。这首作品，如果我们不知道是清塞所写，有谁能读出这是僧诗？
所以僧诗的定义，并非简单的和尚写的诗。六祖的佛偈是和尚的诗，王梵志的《土馒头》也是和尚写的诗，但是唯有中唐以后，僧人对生活情绪表达，脱离偈颂式、脱离打油诗、顺口溜的文艺类创作诗歌，我们才能真正称其为“僧诗”。
所谓僧诗，实际上是僧人摆脱自身身份，作为正常人写的诗。
区别于佛偈、顺口溜，我们才能真正讨论僧诗的风格、特色——进入文学探讨的范畴。
皎然
唐朝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僧，皎然。皎然在文学、佛学、茶学等方面颇有造诣。与颜真卿、灵澈、陆羽等和诗，现存四百七十多首，大都是送别酬答之作，情调闲适，语言简淡，著有诗歌理论著作《诗式》。
有意思的是皎然俗名谢清昼，是谢安十二代孙，可偏偏他更喜欢祖上山水诗大拿谢灵运，因此以谢灵运十世孙自居。
诗作一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这是一首平起不入韵，押平水韵“六麻”部的五律，平仄正确，格律严谨。
看看，这哪里还有什么佛法经禅？这就是真正的简单生活记录，满满的陶渊明、孟浩然的味道啊。这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朋友问如何在格律诗中写出禅意——真正的和尚在千年前就不写禅入诗了。“禅”是心中领悟的学问，能够在诗作中、文章中、对话中表现出来的都是等而下之的货色——就好像你买个倒流香的佛灯，你就感受到禅了？
禅，类道也，可悟不可说也。
诗词是韵文，是要符合节奏感、进行字词修饰的作品，用诗词格式来表达禅意佛法，或者道心无极，都是走在大道的背面——讲佛法的偈子，哪一个不是简单明白，不事修辞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道无诗，大法无诗的缘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一句话，只有脱离了写佛法境界的诗，才是僧诗中的好诗。
就好像脱离了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才是好人一样。
再看一首皎然的作品《春夜集陆处士居玩月》（这个陆处士怕么是茶圣陆羽）：
欲赏芳菲肯待晨，忘情人访有情人。西林岂是无清景，只为忘情不记春。
这是一首仄起入韵。押平水韵“十一真”部的七绝，平仄正确，格律严谨。
不过看内容和口气，这和一个呼朋唤友，喝酒赏月的俗家人没有任何区别了。
所以，真正诗僧的作品，首先是把自己当人，然后把自己当诗人菩萨的诗词，至于僧人这个身份，只是偶尔想起来，也并不在作品中透露。
不露痕迹地创作表达，也是一种修行。
诗人这种身份，在诗歌鼎盛的中唐，是超越了世俗身份的，僧人，何尝不也是一种世俗身份？
之前的佛里僧气的诗，其实更像两晋的玄言诗，里里外外脱离不了几句佛理，就显得特别没有生气，再加上用字词浅显直白，所以在诗歌领域中菩萨的诗词，佛偈是上不了台面的。
就好像游仙诗——主要与道家有关，也没什么好作品，到后来脱离修道、求仙，成为山水诗、田园诗，才逐渐出现至情至性的好作品来。
道家因为是中国本土神仙思维，所以很早就糅杂在诗文创作中，借助魏晋谢灵运、陶渊明、谢朓等诗人的努力，与诗歌创作脱离得也比较早。而佛教僧人，直到中唐，才真正把自己当诗人，进入真正的诗歌创作领域。
齐己
齐己是晚唐五代时期的僧人。俗名胡得生，晚年自号衡岳沙门。齐己的一生经历了唐朝和五代中的三个朝代。他最有名的是“一字之师”的故事，齐己曾经携作品去拜访过著名诗人郑谷。宋朝陶岳《五代史补》 中记载：
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曰：“数枝”非早也，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已一字之师。
郑谷将齐己的“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数”字改成“一”字，在意境上更符合他诗题《早梅》，成为有名的“一字之师”。
寒山、拾得
寒山和拾得这两个诗僧也值得一说，因为他们的影响力远达海外，甚至带动了中国寒山寺的旅游业，也让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成为一代神品。
寒山和拾得著名到什么程度呢？
在中国的世俗层面，两人被封了神。二人踪迹怪异，典型形象总是满面春风，拍掌而笑，民间奉为“和合二仙”。后来雍正皇帝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两人身份得到官方认证加持。
虽然这两个仙阶不算高，有点类似于散仙，但是寓意好啊。寓意百年好合，成为婚庆上神，有了官方认证之后，在民间就更是大行其道。
在佛教领域，佛门弟子认为他们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的转世。在文学领域，两人诗才横溢，兼之佛法高妙，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拾得和尚和寒山和尚是好朋友，在国清寺期间，两人都比较落魄，却一起讲经论佛，吟诗作偈，不拘形骸，算得上贫贱至交。
寒山病死枫桥镇后，拾得去了日本，全力传法，成为一代佛学大师。
寒山的诗借助拾得的推动在日本流行起来，他们那种简单直白，却有佛理深意的诗广受日本人喜爱，寒山的名声逐渐超过拾得，两人的诗合称为“寒山诗”，成为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对日本后世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这两个人，身份很神秘，行迹很模糊，但民间传说极多，尤其神神叨叨，基本属于神话之列。
这两个人留下的诗是很多的，但后人研究，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两个人写的。可就算是其他人写的诗冒用寒山拾得的名字，也说明两位在当时的名声大、地位高，否则为什么用冒名呢？这种现象，在文学界是不少见的。我们会把很多好作品，都归给某位高手，而这个人一定是模糊的存在。
中唐诗僧里还有海印、灵一等，都比较出名，这里就不细讲了。
尽管这些诗僧各有特点，但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诗脱离了僧人的特殊身份而进入诗歌的大家庭来了。也因此才有北宋初的“九僧”之诗，不过后代僧人作品，再也无法超越中唐诗僧作品——这是时代使然，与僧人与否倒是没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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