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极为盛行，可谓塔寺林立，僧侣众多，甚至连皇帝都甘愿去做僧人，佛教的盛行，给社会造成了潜在的隐患，不少人站出来从理论上对佛教加以批驳，范缜的《神灭论》就是一篇反对佞佛的无神论宣言。范不怕高官压人，勇敢捍卫真理，成为唯物论者的先锋。
《神灭论》是中世纪中国伟大的无神论著作，其作者是范缜（约公元450—515年范缜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南北朝大动乱时期一南朝的宋、齐、梁三朝。当时，战争连绵不断，生灵涂炭。梁武帝萧衍，极力提倡佛教，想利用神的统治来推行人的统治。佛教在南北朝的流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萧衍推广佛教，不遣余力。当时京师佛寺，多至七百。他几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奴，表示虔诚事佛。中大通元年，设四部无遮大会，参加者五万余人，广泛宣传佛教。总之，范缜生活在一个社会极端动荡，王朝极端腐败，人民极端怨望，佛教极端盛行的时代。
范缜字子真，河南泌阳人，小时丧父，家境贫寒，他很孝顺母亲。18岁时跟沛国刘谳学习，他学习勤奋刻苦，成绩比别人都好。刘漱的学生非常多，大都是富贵子弟，来往都有车马，唯范缜经常穿着草鞋、布衣出入于老师家中，而从不以此为耻。他博通经要，尤精通三礼。为人坦诚耿直，擅于辩论，常有耸人听闻的议论，这些议论常使他的朋友们不安。他和他的外弟萧琛很要好，萧琛很佩服他。他在29岁时，头发就变白了，为此他还作了首伤暮诗白发咏。他在南齐做官，开始任宁蛮主事，后升为尚书殿中郎。南齐高帝永明年间，曾任使臣，出使北魏，在邻国获好名声。南齐执政竟陵王萧子良，延纳宾客，范缜也和他来往。
萧子良信佛，招请名僧，讲论佛法，而范缜坚信无佛。萧子良问他说：你不信轮回因果，那世间为什么有富贵？为什么有贫贱？他回答说：人们生下来，就象从一棵树上长出来的花一样，这些花由同一个树枝长出，都有一个蒂，风把它们吹落下来，有的落在虎皮席上，有的落到毛厕旁边。落在虎皮席上的，就象是殿下；落到毛厕旁边，就象是下官。贵贱虽然不一条路，但轮回因果究竟在哪里呢？萧子良无言以驳。
由此可见，范缜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是以偶然论的元气论为根据的。范缜指出不能把社会中贫富贵贱的现象，作为因果报应的根据。范缜坚持的偶然论，是建立在汉代以来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神灭论》中他指出：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忽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陶甄，指天地生化万物；森罗，指宇宙间森然罗列的各种现象；独化，即宇宙万物自然而然的变化。就是说，天地生化万物，完全由于自身的原因。宇宙间诸多现象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此，对它的发生不作防止；对它的消失，也无须留恋，一切都听其自然，以满足各自的本性。这是一种偶然论的元气自然论。
这一理论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批判怫教因果报应论，不失为一个有力武器。但是，它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它用纯粹的偶然性说明自然和社会现象，否认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从而把自然、社会看成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了。同时，他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以偶然论探寻社会上人们的贫贱富贵的根源，是不可能合理解释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的。因此，它不可能彻底驳倒佛教因果论，反而陷入宿命论。范缜用元气自然论的偶然论解释社会现象，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观。
范缜关于形神关系上的本观点是形质神用。首先，范缜认为形神相即。即，不离。他认为人的精神现象和人的形体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不可分离的。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神即形，指精神、灵魂不可能离开人的形体独立存在，这无疑是对的。形即神，则不能理解为形体必须依赖于精神才存在，而是指形、神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这可以从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这句话得到说明。显然，范缜是把人的形体看成是形神统一的基础。这是唯物一元论的形神观。其次，范缜针对佛教形神相异的二元论观点，进一步用质用关系说明形神关系，提出形质神用的著名命题。佛教徒认为，人之所以有生命，是形体和灵魂这两个相异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人死了，精神（灵魂〕可以独立存在。这就是神不灭论。范缜则明确指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质指人的形体、质体或实体；用，指作用、属性。认为人的形体是精神现象赖以存在的实体，而精神不过是这种共体的作用、属性。既然如此，人的形体死后，精神当然就不能独立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