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虽然，当时的耗羡征收率是否如孙嘉涂所说只有一成之数，但可以明确的是耗羡征收率是统一规范应该是可信的。将“耗羡”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以此打击贪腐，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
历代，山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兴盛的商业备受朝廷重视。尤其到了明清，山西官员已经占据朝中多数席位，而山西也因此屡现巨贪，成为反腐焦点。清雍正帝便以山西为起点推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的措施。
京师大贾数晋人
明代中后期山西社会经济便已有了极大发展，商业兴盛。而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当时在北京便有“京师大贾数晋人”的说法，而在《广志绎》曾有这样的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可见晋商之富。
到了清代，晋商已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商帮，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在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为山西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为腐败提供了标的物。
山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北京成为都城后，太原便成为京师的门户，直接关系着京师安危，政府向山西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以确保山西的稳定，可在军饷方面却发生了五花八门的腐败现象，吃空额、冒滥军功成为军队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五伦”滋生潜规则
国人素来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为“五伦”，《周礼》中，将朋友与父母、师长合称为“三行”，古语道：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因此上下级、同僚之间，年节之际，人情往来，互送礼物，原是无可非议。
可是后来朋友间的单纯交往，在权力的影响下，衍生出种种弊端，形成送礼的陋习。以节礼之名，行贿赂之实，而且赠送范围不断扩大，名目日渐繁多，致使随着金额的持续增长，这种灰色收入成为官员的一项重要收入。
这种官场陋习可谓是游走在官场中势必遵行的潜规则。后来连朝廷都默许了官吏的这项收入，认为“规矩如此”，于是上级默许，下属营私舞弊便可想而知。而且此项弊端由来已久，想要清除，非一日之功。康熙帝曾认真考量过禁革措施的可行性，但他担心骤然全盘禁革陋规，施行难度过大，而且恐会引起旧弊未除，新患丛生。所以，他并不坚持除弊务尽，在一定限度内允许陋规的收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