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伴随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病痼疾。腐败愈演愈烈，必然导致王朝崩溃倒台。因此，历代有识之君都将反腐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想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惩防措施。唐太宗也不例外。
唐太宗即位之初，一方面，由于隋末唐初连年战乱的影响，官员贪污受贿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行贿受贿又具有很强隐蔽性，很难被发现。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办法，密令左右向大臣行贿，以此判断受贿之人。不幸果真有一人中招，受绢一匹。唐太宗勃然大怒，下令将其处死。民部尚书裴矩获知事情来龙去脉后，向唐太宗进谏：“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出自《论语》。孔子曾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单纯用政令律法予以约束，百姓虽然遵法却会失去廉耻之心；只有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感化，百姓才会真正归服。
唐太宗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钓鱼执法”，也就是执法者在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形下，以欺骗手段诱使其做出违法行为，然后对其进行惩处。
钓鱼执法的危害是极大的。首先，执法部门之所以挖空心思导演钓鱼执法，根本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当执法部门由公共管理、服务部门蜕变为逐利部门，必然会严重损害公权力的形象与公信力。其次，钓鱼执法以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践踏，直接破坏了公众对法律的信守和法治的信仰。再次，钓鱼执法本质上是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这意味着公众随时可能被陷于危险境地，必然导致人人自危，对公权力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最后，钓鱼执法为欺骗手段披上了堂而皇之的外衣，造成公众与执法部门以及公众之间的相互猜疑，最终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产生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正是看到钓鱼执法的巨大危害，尽管已经知道这个馊主意是唐太宗所出，裴矩仍然顶着压力向唐太宗进谏。所幸唐太宗立刻醒悟过来，召集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当众表扬裴矩：“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同时宣布取消以此方法试探官员。
但其实说起来，唐太宗并非钓鱼执法的首创者。在他之前，隋文帝杨坚也用过这一招。当年隋文帝同样苦于大臣多赃污，于是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如有受之者则“立斩”。唯一不同的只在于，当隋文帝出此下策时，并没有大臣像裴矩那样勇敢地站出来向他进谏。
为何同样使用钓鱼执法，却有不一样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到隋文帝与唐太宗不同的治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