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曾经规定各个等级人员所用器皿的上限；正德十六年，朝廷针对商贾奢华僭越还明确规定，这些人连银器都不可以使用。此时臣民们纷纷僭越，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一种冲击。
宴请风气趋于奢华的各个时间段，正与商贾势力膨胀态势相吻合，他们以此炫富，而官员们也是重要推手。
顾起元《客座赘语》介绍了南京明初中叶宴请的风尚：直到正统间，都是当天早晨才派童仆邀请，到时大家围着“八仙桌”坐着，桌上四大盘与四小碟菜肴，还有一大碗清水，因为酒杯只有两只，一位客人喝完，主人就用碗中清水洗一下，再斟酒请第二位，逐一循环，其名曰“汕碗”。客人巳时到，午后散，前后不过两三个小时。十多年后格局仍旧，邀请则提前一天，当日清晨再邀。“八仙桌”与菜肴还是老面孔，但酒杯已是人手一只。到了成化年间，宴饮仍较简朴，邀请却更郑重其事，须得前一天送出阔约一寸三四分，长约五寸的请帖，上书“某日午刻一饭”与邀请人签名。宴饮格局在随后的弘治年间发生重大变化：单帖改为双帖，对折后阔二寸，长五六寸，邀请者签名前加“眷生”或“侍生”等称谓以示诚意与恭谦；长期沿用的“八仙桌”逐渐退出舞台，以几为席的风气开始流行，一般是每两人并坐一席；菜肴品种丰富了，通常有七八道菜，还新增了水果。开席仍是巳时，但吃喝一直要到申末，一顿饭要花费六七个小时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对苏州、松江一带宴饮的描述，可与顾起元记载作印证。他幼时（成化、弘治年间）见人请客，通常是五碗菜肴与五样水果，只是婚礼或贵客临门，才增添虾蟹蚬蛤之类的三四只菜，这样隆重的招待，一年至多也一二次。到了嘉靖间，“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较隆重的更是“肴品计百余样”。广东也是如此，王临亨《粤剑篇》云：“穗城人富而俗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二三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金瓶梅》写西门庆结拜兄弟时，“买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扎、鸡鸭案酒之物”，总共只花费了四两银子。花费既巨，菜肴必多，且是名目繁多、千奇百怪，若像先前正统、成化时简单地陈列鸡鸭鱼肉，恐怕就要被讥为寒酸了。
聚宴叙情的作用此时已退于次要地位，富豪之家则视其为摆排场、显阔气的手段，他们还互相攀比，待“远方珍品”搜罗殆尽后，菜肴就须得不断翻新出奇。田艺蘅《留青日札》中说，他有次赴宴，宾主八人前各放了盘鸡头，每盘八只，即为这道菜已斩杀六十四只鸡。有个客人吃得性起，扫荡了自己一份后，竟将筷子伸向别人的盘子。主人见状向仆人一挥手，不一会每人面前又摆上一盘鸡头，仍是每盘八只，又有六十四只鸡共赴黄泉矣。冯梦龙《古今谭概》中写道：有人将许多鸡、鸭、鹅蛋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装入牛肚，小心地让蛋清裹着蛋黄。当这只斗大的“蛋”煮熟端上时，主人便得意地请客人们尝尝“鸵鸟蛋”。与此相类，有的点心是比斗还大的包子，主人当众破开，顿时滚出二百多只小包子，它们又有各式各样的馅。争奇斗艳不断深入，宴饮也步步趋于高雅精致。弘治年间水果现身酒宴时，只是随意地装盘，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与叶梦珠《阅世编》都提到，嘉靖年间发明了“果山碟架”，它形如宝塔，各层置放不同的水果，安于席间，恰与四周珍奇菜肴互相映辉，且高低有致，煞是可观。宴饮时几席上还出现了小铜香炉，旁列香盒箸瓶，仆人不时前来添香，有氤氲缭绕作点缀，以此铺陈高雅氛围。此时还有种新风尚，即开宴时叫上梨园优伶唱曲，甚者还传来戏班子整本地演出。宴饮器皿也发生相应变化。瓦器最先被淘汰，后来瓷器也须是精致者，漆器或紫檀等制成的木器渐成常见之物，若用金银器皿则更能显示富贵气派，有人还“求良工仿古器仪式打造，极为精美，每一张燕，粲然眩目”。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曾经规定各个等级人员所用器皿的上限；正德十六年，朝廷针对商贾奢华僭越还明确规定，这些人连银器都不可以使用。此时臣民们纷纷僭越，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一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