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春，金代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令皇太子“守国”，他自己带领一部分大臣仆从，由都城中都(今北京)出发，沿着大体上近似今北京至哈尔滨的路线，开始了回访完颜部故乡、金代第一个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区白城)的旅程。金世宗一行，来到了后来立碑处的得胜陀。睹景思人，一种念乡怀祖之情油然而生。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金世宗的祖父、金代开创者完颜阿骨打，就在眼前这个依山傍水的隐蔽处聚集了2500名女真族健儿，举行了隆重的反辽誓师。阿骨打顶盔贯甲，骑着他心爱的赭白马登上“高阜”，当众宣布:“今将问罪于辽，若大事克成，复会于此，当酹而名之。”又说:“异日成功，当识此地。”誓师后，首战宁江州(今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即大获全胜。第二年就创立了金国，阿骨打被拥为金太祖。金代建立后，把最初起义誓师处命名为“得胜陀”，意为金代在这个地方得到胜利。《金史·地理志》上郑重记载:“会宁有得胜陀，国言忽土皑葛蛮，太祖武元皇帝誓师之地也。”但由于戎马倥偬，阿骨打在建金之初逝去，立碑纪念的壮志始终未得实现。为了纪念阿骨打的创业之功，发扬女真族的勇武精神，翌年四月，金世宗下诏在阿骨打最初反辽誓师地“刻颂建宇，以彰圣迹”。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这座女真名碑就矗立在祖国北方的荒原沃野之中，至今已八百余年。
石碑所立处相传即当年完颜阿骨打立马号众的“高阜”，立碑处的地形十分险峻。西面由横贯南北蜿蜒曲折的弓形断崖所环抱，形成天然屏障。东临拉林河，交通便利，水草丰茂，既可隐蔽，又利于出击。完颜阿骨打选择这里聚集兵马，誓师反辽，出击宁江州绝非偶然汉字颂，是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和深思熟虑的战略眼光的。至今登临纵目，犹可想见当年金戈铁马、刀枪林立的雄伟阵容和一呼群应、声震山河的誓师场面。石碑通高320厘米，由首、身、座三部分组成，龙首龟趺。碑首及侧面雕有四条对称盘龙，张吻怒目，双爪夺珠。正面两龙盘曲之间留有碑额，篆刻“大金得胜陀颂”六字，二行右起、竖书、楷体，是金代大书法家、国史院编修官党怀英的手笔。碑阳汉字正楷碑文815字，奉政大夫赵可撰稿，儒林郎孙俣书丹。碑阴为女真字碑额及碑文，约1500字，是存世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它是女真文字创制当世的碑刻，又与汉文相对照，形成一部石刻对照辞典，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作为女真族创建金代的纪功碑和女真族创造的本民族文字的珍贵文化遗存，“大金得胜陀颂”碑是女真族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女真族和金王朝同伟大祖国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历史纽带，是我国北方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国历史文化的物证。龙首龟趺的碑刻形制继承了唐宋风格，汉字碑文列在正面，述“周武戎衣，火流王屋”之事，引“汉高奋剑，素灵夜哭”之典;颂功则齐周武、刘邦，赞德必等伏羲、轩辕。碑文雄辩地说明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其语言、文字、文化、风俗有着巨大的内聚力汉字颂，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泯灭的卓越贡献和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金碑在维护祖国完整统一的证史价值是不可多得和无可代替的。国外学术界也十分注重此碑，赞誉它是中国的“国宝”。
金碑建立后，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六百余年。目前尚未发现此间留下的关于金碑的直接记载，但与得胜陀誓师，金世宗东巡以及和碑文相关的史料，却大量、准确地在《金史》《辽史》及其他文献中保存下来。这为我们今天研究金碑打下了重要的文献基础，同时也使金碑碑文具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价值。据资料记载，清道光三年(1823年)吉林堂主事萨英额最先著录了金碑的汉字和女真字碑文。萨英额发现金碑的经过是“将军富俊奏准伯都讷闲荒招佃，认垦取租。勘丈至五家子站北荒，见此得胜陀碑颂，今抄录入记，始知故老遗传有所本矣”。
萨英额所抄之碑文后来收入《吉林外记》，列为卷九古迹篇之首，是为金碑传世最早的碑文。世人知有“大金得胜陀颂”碑，多自此书始。萨英额汉姓张，字吉夫，满洲正黄旗人。其宗祖由京调吉林正黄旗佐领，传五世为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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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初任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公务之余辑成《吉林外记》，是吉林省第一部地方志书。萨英额及其《吉林外记》对金碑的流传、保护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贡献之大不可泯灭。由于他的抄录，使淹没于荒烟蔓草间六百余年的金碑得以为后人所知，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重视和研究。目前中外介绍研究金碑的文著已达五十余种，以一碑文受此厚遇，尚不多见，这既说明了金碑历史文物的价值和影响，也反映了对金碑学术研究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