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现着自然,文学亦体现着自然。“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刘舰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网,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斯塔尔夫人在《论北方文学》一文中将欧洲文学分为以荷马为鼻祖的南方文学和以传说中的苏格兰吟游诗人我相为开山的北方文学两类,她认为地理、气候是形成南北文学差异的主要原因,北方因土地贫痔、天气阴霆、生活缺乏情趣致使北方文学阴沉忧郁,疏离生活,富于哲学思考,南方空气清新、林木繁茂,致使南方文学更多地关注自然与人类情感的直接关系而缺乏思想的专注。在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中,斯塔尔夫人更倾向于北方文学,她所指的北方文学主要是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
虽然诗歌创作往往需要选取陌生化的意象来增加诗歌的含蓄蕴藉,但诗人在进行创作时会无意识地将自我熟悉或是习惯了的东西写进诗歌中。杨素作为一员将领,南征北战为隋代的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勋,他对从军边塞的生活非常的熟悉,他的诗歌不仅仅是边塞诗,卜会出现诸如“塞北”、“河朔”等北方地点,“北风”、“胡霜”、“荒塞”、“孤城”等北地意象,“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塞鸿”、“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的景象描写,他的赠予薛道衡的诗歌里也往往显露出诸多的北方物候特征。
杨广的周围一直围绕着梁陈文人,诸如王胃、许善心、虞世基兄弟等人,在这种创作情境中,南朝诗歌传统为杨广提供了表达的方式,而他不同于他人的气质赋予了其诗歌生气一与力度。杨氏属于关陇军事勋贵中的重要成员,是最正宗的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军人出身,世代以军功摧升,杨广本人自小便行军打仗,而他的母亲乃鲜卑族独孤氏之后,从血统来看,场帝乃是胡汉混血。家族和地域赋予了他不同于南人的纤弱性情,他的作品中多是以南朝诗歌的形式美承载北方诗歌的内容和精神气。
南北朝时期,随着庚信、王褒、徐陵等南人入北以及魏收、邢邵学习沈约、任防,南北诗风逐步趋于融合,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南人入北主要是由于境遇的变迁、身份的改变和故国之思引起诗风的变化,而当他们如徐陵回到南朝的时候就又回到了宫体诗创作的老路上去了,而北人学南也只是机械的形式模拟并未学到南朝诗歌的精髓。到了隋代,在大一统的政治体系里,南人和北人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隋场帝的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更是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的进程。
“隋代文学正是沿着北方文士学习并矫正南风的道路发展的。”'在隋代北方诗人中,卢思道是比较早的接受南方文学思想的一个诗人,史传称他“闭户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又“就魏收借异书”,“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灰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邢邵、魏收都是极力模仿南朝沈约、任防,而庆信本为南人,思道既学于邢邵、魏收,必受之好尚南风的影响,而为庚信称道则因其诗歌中有南朝诗风的影子。
思道的现存作品中如《有所思》、《采莲曲》等诗歌除了稍带北地的清凉之气,辞藻用语及意象内容方面均与南朝宫体诗无异,这些诗歌大多应作于思道入隋之前,且应作于其追随邢邵、魏收等人模仿南朝诗歌创作的青年时期,而后创作的《从军行》、《听鸣蝉篇》等诗歌则吸收了南朝诗风的营养,注重辞藻和格律,而较之邢邵、魏收等人的作品以及思道之前的创作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能较好的将南北诗风融合在一起了。
稍后的杨素虽为关陇武人出身,其诗歌也多表现其英武豪情抑或慷慨悲凉之情感,却也深受南朝诗风的影响,在其诗歌中尤其是景物描写生动细致,对仗工整,虽然语言较之南人的创作仍嫌生硬,却较之之前的如高允、崔浩等人的诗歌富于文采。薛道衡的诗歌是南北诗风融合进程中在隋代的集大成者,道衡现存诗歌中,既不乏细腻的描摹,亦不缺劲健的抒发,他的诗歌既有《出塞》的阳刚之美,也有《昔昔盐》的阴柔之美,这与道衡的人生经历有关。
道衡一生多次出使南朝,对南朝的风尚很熟悉,而且与南朝文人交往较之其他人为多,故其诗歌学得南人者为多且佳。而炀帝杨广则更是南方诗风的追随者,他在做晋王时就招揽一大批南朝文人在一起诗词唱和,而登基之后就更公开提倡宫体诗风,他既影响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影响了当时诗坛的风气。隋炀帝极大程度上推进了南北文学的融合。
程千帆先生在其著作《文论十笺·南北文学不同论笺》中曾云“自三国分争,四海辐裂,典午驭宇,不旋又有八王、五胡之乱,遂成南北朝之局。其风尚学术,俱各不同,而文辞之美则南朝远胜,故北方之彦颇效南文,然以气质各殊,终有淄绳之异。隋以北统混一寰宇,时会所趋,隋唐作家,遂掩有南北之长矣。”“掩有南北之长”是隋唐文学的特征,但首先是隋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个特征是南北文化进一步融合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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